斯民小学：百年乡学老校回归传统待松绑
自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间，斯民小学历届毕业生在文教、科技、财经、军政等领域有卓越成就和突出贡献的数以百计。
100年前，这样一座规模宏大、美轮美奂的新校舍拔地而起时，斯宅村的教育史真正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。
如果把中国教育比成一棵参天大树，千千万万所乡村小学就像大树的千万条根须。
如果不是慕名来到斯宅村，或许永远也不知道在上世纪前半叶的浙东乡村，曾经存在过像斯民小学这样的乡村学校。她就像一枚活标本，昭示着那个年代乡村教育曾经有过的佳绩，也改变了笔者之前对乡村教育“落后”，以及乡村“闭塞”、“保守”的印象。对比百年后今天中国乡村教育的普遍衰落，令人感喟无穷。
斯民小学：中国近现代乡村教育的活标本
创办于1905年的村小——斯民小学，位于浙江省诸暨市东白湖镇斯宅村。追溯这所小学的历史，不能不提到1904年中国近代第一部以政府名义颁布的学制——癸卯学制的诞生。癸卯学制宣告了绵延千年的私塾教育的终结。由此，新式学堂开始出现在中国城乡。
浙江为人文渊薮和富庶之地，自然领风气之先。1907年，浙江省已有学堂及教育机构1295所，在校学生4万余人。而毗邻的江西省只有513所。
2006年，浙江省曾评选出100所百年历史名校。倘推及全国，有百年历史的学校自然更多，但像斯民小学这样深藏于僻远乡村，且至今仍使用着老校舍的学校却属罕见。
斯民小学坐落在村子中心的斯民桥边。一到桥头，抬头可见一个拱形校门，门额上书“斯民小学”4个汉隶，背面书有“公、诚、勤、恒”4字校训。从校门进去是一条青砖铺砌的甬道，甬道尽头便是内校门，用当地的粗条石砌成高高的门台。门额上方镌刻着“汉斯孝子祠”5个汉隶，为康有为题写，令初见者不免对这所学校的来历心生好奇。
两道校门一外一内，一低一高，像屏障一样护卫着这所百年村校。遥想当年，一个小小的村童，背着母亲缝制的布书包，雀跃着穿过题着校训的高大的外校门，经过长长的青砖甬道，迈上一级级石阶砌的门台，走进清晨的校园时，他的小鸟般的心，兴许也慢慢收拢起来了。
斯民小学的校舍建筑同样气派。建筑共分三进，从山脚依地势层叠而上，均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。尤为巧妙的是，前后三进教室之间原有回廊相连，将偌大的校园连成一体，即便下雨天在校内也不必打伞。
从现存图纸上看，校舍占地5.8亩，建筑面积2130平方米，内有三进楼房、一处花园、两处天井和一个操场，并有教室、教员室、图书馆、中山厅(即礼堂)、厨房、膳厅、教员寝室、学生宿舍、储藏室、台球厅(乒乓球厅)、厕所。膳厅还分教员膳厅和学生膳厅，教室墙上嵌有两个小壁炉，有烟道通到屋顶，冬天上课时可用来生火取暖。其中一个小壁炉至今还豁然可见。这两个不起眼的细节，却传递出一种超越时光的温情。
据在斯民小学求学的老校友回忆，当年校园里植有法国梧桐、梓树、紫薇、冬青、桂花等，有些品种为山村第一次所见。校内的花园中央放置一只大鱼缸，红白金鱼游弋其间。这风格朴素雅致的西式校舍，在他们的记忆中，“犹如花园般的美丽”，也成为远近乡村中传奇般的所在。
而与之相媲美的是学校的“软件”。当时开设的课程有国文、算术、常识、历史、地理、珠算、劳作、体育、美术、音乐等。操场上有篮球架、单杠、鞍马等体育设施。学校每学期都有课外活动。有远足，访问乡里的名胜古迹。有歌舞表演，节目有歌舞剧《葡萄仙子》、《渔光曲》、《群鸟舞》等，道具和服装不够跟乡民们借，借斯氏宗祠“孝义堂”的大戏台演出，乡民们争来观赏。有演讲比赛、体育比赛等，凡城里学校有的活动，斯民小学概不缺少。
1935年毕业生、斯民小学校友、江南造船厂退休副总工程师斯杭生先生这样回忆道：
我家住在螽斯畈上新屋，离斯民小学大约有3华里路。每天清晨太阳刚刚上山时，就背着书包，拎了一个搪瓷罐，一格盛饭，一格盛菜，就跟着二姐秋柑上学去了。中午在膳厅里和同学们一起吃饭，傍晚太阳将要落山时，听到放学的铃声，就和同学们在内操场集队，唱着《放学歌》：
“一天过去了，光阴不再来，铃声报放学，欢天喜地各回家。天天同聚首，多么相亲爱。先生们，明天会;同学们，明天会。”
然后按各村落的远近排队回家。
这样的图景，想象中是如此温暖、美好。写到这里，我忽然想起，山东潍坊一位小学教师曾用30年代的民国老课本做校本教材。孩子们读过之后，放学时也笑嘻嘻地学着老课本中的称谓跟老师道别：“先生，明朝会!”
斯杭生先生是还健在的最年长的斯民校友。笔者曾专程赴上海采访他。他告诉笔者还有一首《午饭歌》：
师生同学在一块，多么相亲爱。
要吃午饭去了，暂时只好离开。
功课未毕，下午再来。
先生再会，同学再会!
吃好午饭大家再回学校来。
斯先生说，他们那会儿每天要唱这两首歌，中午和下午放学各唱一遍，因此记得格外牢。这两首歌的歌词传达出30年代乡村教育蓬勃清新的气息，也是笔者听过的最优美活泼的乡村学堂歌曲。可惜歌的作者均已不可考。2015年1月12日的晚上，在上海中华路的一座公寓楼里，92岁的斯杭生先生应笔者之邀，用诸暨方言唱了这两首80年前唱过的歌。
当然，像别的学校一样，斯民小学还有校歌，为清末诸暨县举人、北京大学文学学士徐道政所作，歌词为：“五指峥嵘太白东，上林文化孕育中。我辈同到光明地，快乐真无比……”当年的斯民小学留给斯民学子的印象，便是这样一个快乐无比的“光明地”。
30年代末，斯民小学在学校右前方买了一丘大田。在校长蒋森馥的带领下，师生齐上阵，加上民工，修建了一个面积近1500平方米的操场，从此师生终于有了出操和开展田径运动的场地。1942年春，斯民小学组织了首次全校田径运动会，还邀请邻村一所小学的老师做裁判长。
从1915年到1929年，斯民小学有8届毕业生共106名，其中3人后在“黄埔教导团”毕业，6人在沪江大学和政法大学毕业，6人在师范大学毕业，30人分别在诸暨、绍兴、杭州、宁波等地中学毕业。自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间，斯民小学历届毕业生共700多人，其中在文教、科技、财经、军政等领域有卓越成就和突出贡献的数以百计，曾任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、地质博士、学部委员斯行健，第三、五届全国人大代表、特级教师、儿童教育家斯霞，中国先秦史学家斯维至，上海江南造船厂副总工程师斯杭生，国民党上将蒋鼎文，都先后在象山民塾、斯民小学读过书。当时还有个传说：斯民小学的毕业生到上海去求职，无论当警察或邮局职员都可免考。
“斯宅之象山民塾，尤得风气之先”
像这样一所小学，必然有其不寻常的来历。
公元884年，斯氏第二十五世孙斯德遂由浙江东阳迁居到诸暨上林(即今斯宅村)。随着人口不断增多，下面分出多个房派。斯氏家族十分重视耕读传家，各房派均办有私塾。
斯民小学前身象山民塾创办于光绪三十三年(1904年)，为斯氏家族的一个支派——斯华国公所办。他深感旧有家塾过于湫隘，为免后世儿孙沦为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，同时希望能“培育人才，为国家桢干之用”，开始筹划兴办家塾，但因年老力衰，不及兴工便赍志以殁。其子斯志浦继承父志，于道清光9年(1829)，在村口风水最佳处的象山脚下，出巨资兴建了规模宏大、建筑华美的“华国公别墅”。别墅集家庙与学塾于一体，因地处象山，故又称“象山私塾”。当时在家塾里读书的族中子弟达六七十人。
斯氏家族的子弟们也没有辜负祖宗的一片苦心，焚膏继晷，孜孜苦读，很快收获了回报。在华国公别墅的中厅板壁上，至今张贴着十余张从清乾隆到道光年间学塾子弟的“捷报”和“官报”，昭示着子孙们光宗耀祖的斐然成绩。
但是，乾坤翻转，大时代的巨变打断了斯氏家族世代相传的耕读之梦。1900年庚子事变后，同治四年举人、华国公曾孙斯仰止致仕回乡。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使他不能坐视其变，遂有教育救国之念。他与房中子弟商议，于光绪三十三年(1904年)改象山学塾为“象山民塾”。事实上，从“私塾”到“民塾”一字之改，意味着从传统家塾一变而为面向民众的新式学堂，办学目的也从读书做官一变而为保国图存。学校按1903年清廷颁布的《学堂章程》设置课程，开设修身、经学、国文兼习字、算术、历史、地理、自然、唱歌等课程，并聘请思想开通的宿儒或新学俊才担任教学，首任校长为清末举人斯兰馨。而特别难得的是，还在低年级实行男女同学。这在斯氏家族历史上，乃史无前例之举。
象山民塾创办不久，由于顺应了时代的变化，学校一派新气象，除本乡子弟外，本省嵊州、东阳等县的学子也纷纷慕名而至，学生数增至200余人，学校人力、财力支绌。校长斯兰馨有感于新式学堂经费开支浩大，仅靠斯姓一个房族办学恐难以持久，故有意发动全族共同办学。在征得族中各房各派家长赞同后，即于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将象山民塾迁到斯氏宗祠“孝义堂”，并正式改名为“斯民小学”，取“以斯举有德于斯民”之意，名义上也使学校成为全族人共同的产业。
学校改名之后，深谋远虑的主事者以宗族的名义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最初以族中的两座寺庙的田产山林收入为基础。之后，陆续将全族每年初春扎龙头迎赛的“龙头会”经费，还有先祖祀产田、义塾田拨为校产。在19世纪初的中国乡村，这种种举措，每一件都意味着革除旧俗，另立新章，必然受到部分族人的激烈反对，但最后均赖主事者的魄力与才干力排众议，一一化解。
在象山民塾的影响下，1905年，斯宅村还办起了女子学堂。当时的清廷规定，高小不准男女同校，女子读高小，只能进全由女子担任教职员的学堂。村中来入学的虽只有几个家长思想开通的女孩，但女子学堂一开办就响应不缠足的主张，这在当时还信奉“男女授受不亲”，并以“三寸金莲为美”的浙江乡间，乃破天荒的新鲜事。
就在这一年的9月2日，清政府颁布诏令“所有乡、会试一律停止。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”。宣布中国历史上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从此终结，并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。而僻处浙东山区的诸暨县斯宅乡斯民小学，走在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前列。1924年《诸暨民报五周年纪念册》载文说：“斯宅之象山民塾，尤得风气之先。”又说，“自是以后，望风争起，而本区各村乡，尤耳濡目染之既习，相率仿其制而设立学校……”
保国在革命，革命在储人，储人莫重于乡学
在中国教育史上，像斯民小学这样的乡村学校又称“乡学”。与官办的“太学”不同，办学经费来自地方士绅捐资。上千年来，“乡学”一直是中国教育金字塔的基座。进入新旧交接的20世纪后，虽然新式学堂代替了传统私塾，学习的内容、办学的目的和性质已发生根本的改变，但千年的传统不会由此而一夕改变，尤其在地域辽阔的中国乡村，这个传统依然顽强地存在并延续着。斯民小学即为之一。
但是，像当时中国的政治、文化、经济等诸多方面一样，这个传统同样经受着新的挑战。斯民小学创办不久，学校主事者、斯氏族人斯旦很快发现，旧式宗祠建筑无法满足新式学堂的各方面需要，严重影响学校的发展。他深知此非长远之计，就开始筹划建造新校舍。
1917年，族人斯烈从日本回来。斯烈毕业于浙江武备学堂，为响应孙中山革命，曾组织学生军支持武昌起义，不久任浙江省都督府副官长。斯烈听闻斯旦之设想，当即拿出银洋300元作为建校筹备经费，并承诺愿意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在省城杭州募集校舍基金。斯旦的父亲、象山民塾创办人斯仰止先生也慨助数百元。父子俩和斯烈的首倡之举影响了全村的斯氏族人，各房各派家长纷纷解囊。后经族长商议后，选择全村适中之东泉岭脚为校址，并请两位长于事务的族人协同购买地基事宜。只一日，就达成地基买契20多份，完成了购基任务，建校的序幕就此拉开。
但兴建新校舍费用之浩大，远远超过以往族中举办的任何事情。因此，能否动员全族力量捐资建校，成了主事者心头的一件大事。主持人之一的斯稚湘便提出一建议：不用建学校的名义，改用建“孝子公祠”之名，行建校之实。
主事者为了激励族人，同时还规定对捐资20元以上的给予“入祠配享”之待遇;捐资20元以下者刊谱勒石。于是，各家各户纷纷捐献钱财田产，甚至连远在浙江东阳县的斯氏两支房派也慨助百金。当时除募得现金外，另有山地120亩，田庄3处。建校资金很快募集充足，学校得以动工兴建。校舍建筑图纸自日本辗转送来，据说连建筑用的灰浆也来自日本。还有不少建筑材料都要翻山越岭由人力运进村来，包括村中第一次见到的玻璃。工程前后历时两年，耗资两万余银洋，终于1919年在村中东泉岭脚建成新校舍一座，即今斯民小学校舍。据资料记载，当时的1个银元可买30斤上等大米，8斤猪肉，10尺棉布，可见建校费用之浩大。
校舍落成后，因族人斯豪士与康有为交厚，即请康有为题写“汉斯孝子祠”之隶书匾额，用青石镌刻，嵌于内校门门额，至今犹存;又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题写“公、诚、勤、谨”4字校训，嵌于外校门门额。可惜校训门额后来损毁，2003年重修校门时由中国美术学院教授、西泠印社副社长刘江先生重题。
如今已无法得知，100年前，在那个“洋油”、“洋皂”刚刚进入中国，大多数乡村人家还点菜油灯的年代，当这样一座规模宏大、美轮美奂的新校舍拔地而起时，村人们的错愕和惊叹。其建筑规模之大，设施之全，为当时诸暨县小学之冠。从此，斯宅村的教育史真正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。
新校舍落成后，此前借住于斯氏宗祠的学子乃得迁入其中。学校完全打破了传统私塾的惯例，除了本族子弟之外，兼收附近乡村及邻县的学童入学。
抚今追昔，自1780年到1919年，200多年间，斯氏家族代代相继，书写了一部有声有色的中国近现代乡村教育史。尤为难得的是，这些世代信奉耕读传家、读书致仕的乡村绅士，在促进古老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中，顺应时变，慷慨担当，超越一己家族利益，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;而他们的努力，也展示了乡土中国的力量。
斯民小学像一盏灯，我们就靠这盏灯照亮着
惟其如此，斯民小学在斯宅村人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。
1949年10月，全国解放，所有私立中小学校一律收归公有。斯民小学也不例外，校长、教师均由人民政府委派，学校由家族办学改为由地方政府管理，从此告别了千年的传统，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。并且，随着社会不断变化，校名也一改再改。1959年学校改名为“斯宅公社中心小学”，后改为“斯宅乡中心学校”。
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，经过近80年的风雨侵蚀，斯民小学校舍已多处破损，有的教室已成危房。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无力维修，学校自身更无财力，校长束手无策。此时，散居各地的斯民老校友闻讯，心急如焚，立即互相联络，筹集资金，以应修缮濒危校舍之急。海内外校友纷纷响应。学校由此度过危机，办学条件明显改善。并且，1995年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，学校恢复“斯民小学”原名。
斯民校友在斯民小学危困之际发挥的作用，究其实，还是斯氏家族力量的展示。1949年之后，学校收归公有，斯民小学已与斯氏家族脱离干系。从表面上看，时代的裂变造成了传统的中断，但家族和学校之间那种历史的“血缘”关系是无法一朝切断的，它犹如地下河的水流，仍在无声地滋润着大地。
并且，它还有另一层意义。在传统中国乡村，老百姓的精神诉求主要仰赖于祠堂、寺庙和土地庙。1949年后，中国乡村所有的祠堂、寺庙和土地庙被人为毁弃殆尽。斯宅村曾做过斯民小学校舍的宗祠“孝义堂”也遭拆除而片瓦无存。于是，学校成了村庄唯一的精神依托。尤其像斯民小学这样由家族创办的百年小学，更成了村人心中一炷仅存的精神香火。
这份不同寻常的情愫，后来又一次被证明。2001年，国务院颁布《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》，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，即俗称的“撤点并校”政策。短短数年之间，凡政策所到之处，数以万计的农村小学从此消灭不存。斯民小学也面临厄运。
2003年，诸暨市实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，为改善办学条件，教育管理部门计划将斯民小学迁到几里路外的一个村子，和当地小学合并。消息传到斯宅村，村人们急了，他们说：“我们村别的没有了，剩下只有斯民小学;斯民小学就像一盏灯，我们就靠这盏灯照亮着。”一时间，学校的命运成了村人们忧心之事。
这时，一个契机出现了：创办于1905年的斯民小学即将满100岁。2003年3月，时为诸暨市图书馆馆长、诸暨市政协委员的杨士安先生，因长期研究诸暨市地方历史文化，对斯宅村和斯民小学情有独钟。他向诸暨市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提交了一个提案。案由为“要求筹备2004年诸暨斯宅‘斯民学校建校100周年纪念会’，并以此为契机，加速对斯宅旅游的开发过程”。因为在斯宅村，至今还保存着多幢建于清代的民居，为清代江南地区乡村建筑之瑰宝。
同年6月1日，杨士安先生收到家在上海的斯民校友斯杭生先生的来信。斯杭生先生刚从美国探亲回来，信中提及他在美国遇到几位斯宅老乡：原子能防护和核医学专家斯宁、土木建筑结构专家斯聪、核聚变专家斯达开、马里兰大学终身教授斯海文，他们莫不对斯宅魂牵梦绕，而斯聪和斯达开也是斯民校友。斯杭生先生的此信，促使杨士安先生再次向诸暨市政协写了一封信，提出关于筹备“斯民校庆”之事。
杨士安先生的苦心没有白费。经过有关部门的层层批复，提案终于得到通过，并拟定于2005年11月举行“百年校庆”。老师们都松了一口气，一度为学校命运忧心的村人们也转忧为喜——这意味着学校不会随意被撤并了。
当年11月5日，来自海内外的斯民校友重返故园，白发苍苍的老校友们坐在当年的教室里，唱着当年校歌，重温同窗共读的岁月。在斯民小学历史上，这是最隆重的一次校庆，也是斯宅村近百年来最盛大的一次庆典。从此，迁移学校的计划不再被提起。2006年，浙江省教育报刊社发起评选100所百年历史名校活动，诸暨市有两所小学位列其中，斯民小学即为其一。
今日斯民，路在何方
从1905年创办至今，斯民小学跟随着大时代的变迁，一路风风雨雨走到了今天。如今的斯民小学有一到六年级6个班，10位教师，150名学生，其中约一半学生寄宿。校长斯剑光自2005年始，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10年。他也是80年代斯民小学毕业生，90年代初毕业于诸暨师范。他的家在城区。按他的情况，本可以调离斯民小学去上一级学校工作，但他年复一年地留下来了。
斯校长告诉我，由于学校师资配备不足，做校长的他每周上14节课，有语文课和书法课，平时还要参加各种会议，应付各项检查，很难有时间去履行自己的职责。谦和朴实的他说起这些颇为无奈。
在交谈中，笔者发现，作为任职10年的斯民小学校长，他对学校的现状是有隐忧的。2011年，浙江省教育厅颁布了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基准标准，像斯民小学这样的村小，都配备了计算机教室。但学校的“软件”问题始终存在，且相当突出，包括课程安排问题、师资问题和办学经费问题。
我问斯剑光校长，如果按你的设想，要把斯民小学办成一所有特色、有活力的乡村学校，需要哪些条件。斯校长思考良久，给我列了三条：
一、具有课程设置的自主权;如适当增加语文课课时，除省定教材外可自行选择古诗文辅助教材，放宽标准化验收的标准。
二、有聘任教师的自主权;即校长可以聘任志同道合的老师一起组队，政策上对这些教师给予一定倾斜，如有培训方面的优惠条件。
三、有额外的经费支持;以百年名校的名义，给予每年3万～5万元教科研基金拨款。
对于第一条，斯民小学已经开始做了，每天早自习的时间都会安排学生诵读《弟子规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论语》等古诗文，但斯校长觉得还应该落实到课时上，这样才能为孩子切实打好母语文化基础。第二条其实就是师资问题，这也是当下乡村学校普遍面临的“软件”问题。
近些年，斯民小学也像许多乡村学校一样，经常有志愿者到学校来支教。其中有两位志愿者给斯校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第一位擅长美术，带学生到村里写生，画那些古民居的门楣窗棂，雕梁画栋。孩子们非常喜欢，一时间，对美术课的热情几乎超过了语文算术。可一年过去，那位志愿者老师支教结束离开了，孩子们画画的热情一落千丈，很快便不碰画笔了。还有一年，来了一位爱好音乐的支教女老师。这位老师天天带着孩子唱歌跳舞，校园里从早到晚歌声飞扬，学生也变得快乐活泼。可同样好景不长，规定的支教时间一到，这位女老师走了，校园里的歌声也跟着消失了。
这两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斯剑光校长，他想到，如果一个校长没有聘任教师的自主权，学校很难办好。他特别希望能吸引那些有教育情怀的，愿意在乡村学校长期工作的老师到斯民小学来，结成一个志同道合的群体，这样就能慢慢改变学校的面貌。为此，他设想，如果每年有3万元的教科研基金，就可以自己聘任一两位有音体美或书法特长的教师，学校就会变得不一样。
笔者听了感觉颇有道理，但仔细一想又有些酸楚：区区几万元的经费，对于一些城市小学来说，或许只是一个零头;可对一所乡村小学而言，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。概括起来，斯剑光校长提出的这三条：一是课程设置的自主权;二是招聘教师的自主权;三是学校办学经费的自主权。尤其是人事权和财权，这两条几乎是每个基层校长的痛。
如果时间倒退到60年前，斯民小学是拥有这些权利的。当时课程设置是由学校决定的，包括教材选用。学校教师由校长直接聘任，而校长是由学校董事会聘任，董事会则是由地方士绅组成的。学校办学经费则主要来自宗族祀产田、义塾田，加上部分寺产和山场等，并由董事会委托长于理财的族人经营生利。这些条件相互制约，构成一个链条，保证一所学校的良性运转。
诚然，历史不容倒退，但返本是为了开新。笔者设想，对于斯民小学这样一所百年历史名校，省一级的教育主管部门是否可以在政策上有所“优惠”，即能否像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特区一样，比方将此类学校作为乡村教育实验校，在办学上给予一定的自主权。不过，笔者和斯剑光校长都清楚，这些设想或许过于“天真”。
如果把中国教育比成一棵参天大树，千千万万所乡村小学就像大树的千万条根须。它们深深扎入大地，并源源不绝地将养分输送到枝枝叶叶。中国近现代诸多杰出人物都出自乡村，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胡适、陶行知、毛泽东、邓小平等。他们在乡村接受启蒙教育，又从乡村出发，走向现代中国的广阔舞台。我们无法想象，没有“乡学”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，没有“乡学”的中国历史将如何书写?
临行前那天上午，笔者在斯民小学的校园徜徉。孩子们正在教室中晨读，清亮的书声飞出校园，打破了斯宅村早晨的宁静。有两个男孩子正挥着扫帚扫地，看样子是轮到今天做值日。他们红扑扑的脸上透出乡村孩子特有的健康淳朴。我走近去问其中一个：“喜欢自己的学校吗?”“喜欢。”“为什么?”“不知道……”他低头腼腆地一笑，手中的扫帚似乎挥得更起劲了。